空乘的职业化形象有其历史渊源和接轨国际的因素,但时至今日,这样的职业要求和规则设定早已落后。职业化形象可以有,但是否真的对民航安全有利?利弊权衡需要航空公司进行考量。近日,脱口秀演员吐槽空乘穿裙装、丝袜的不方便,引发网友共鸣。这里面有安全因素与职业化形象之间的冲突。裙装行动不便,不利于空乘在紧急时刻履职尽责。既然如此,为何要延续这些不合时宜的职业化形象着装要求呢?
从现实来看,一种长期形成的公共出行习惯要彻底改变,并不容易。甚至,“左行右立”已经融入了不少人的“肌肉记忆”。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更多人走出“左行右立”的“误区”,的确离不开更多的引导。北京部分地铁线路的车站扶梯上增加了一左一右两组黄色脚印标识,这一细节就展现了一种更为积极的纠偏态度,或值得更多地方的效仿。毕竟,相比于张贴于墙上的文字版规则告知,这种可以具象化触达每个人的“实体”引导措施,将发挥更直接的提醒作用。
随迁子女教育难题获解,是推进教育均衡普惠的必然结果,也是推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从“限制性准入”转向“服务型保障”,到将保障其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写入国家层面的专门性文件,再到进一步界定和细化“保障”之要求与内涵,我们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更加公平、便利、优质的服务的方向与追求始终未变。通过降低入学门槛,提供公办学位供给,解决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让其有学上、上好学,是城市应当履行的公共服务责任。
就如在很多群众心中,他们并不理解一些政府工程兴建的意义和目的。因此,修订后的《条例》就针对一段时期内出现的个别地方大兴土木、花费千万乃至数亿元的形象工程的现象,规定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这不仅是为了帮助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同时也是过紧日子的具体举措之一,把更多的资金留在更能够让民众感到满意的项目之上。
一个历史实物带来的信息是丰富的,它是连接人们感官、认知与情感的综合体,比如同样观看一座应县木塔,有人看见了梁思成建筑保护的坚持,也有人看见了工匠技艺的精湛高超。这是文遗的价值所在。不过,任何文遗的“活化”都需要以“精确”为前提。毕竟,博物馆通过多样化展陈方式吸引人们见真迹、观特展、近距离触摸历史文化脉络,就是希望人们以展品为原点,对其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进行精确复位,进而在珍宝背后读懂文明的真章。
但是从大历史来看,也无所谓问题。狩猎的时代,为什么出现了壁画?耕种的时代,为什么出现了诗歌?工场轰鸣的时代,为什么又出现了电影?那么AI进步的时代,文科就要消失了?这大概率不会,也不必多担心——当你使用AI,开始想象自己创造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接触文科了。文科不只是学了什么知识,而是当你每一次定义价值、寻找意义时,人文意识就会被唤醒,文科就已经在场了,无论你用什么工具。
“摆地摊”是开辟某种更亲民的产品线的过渡形态,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市场环境在变,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也在变,一味因循守旧恐怕只会止步不前。
大学不只有学习,还充满各种计算以外的变量,大学魅力恰恰在于后者。如果生硬遵循既定规划,就会错过更美丽的风景。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挑战更是机遇。
“新职业”的涌现不只为劳动者提供了实现个体价值的新赛道,更是在传递一个信号:职业目录的每一次扩容,都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回应。
人格化传播的本质是人类在数字空间重建情感的圈层化连接,这些镌刻在我们基因的古老故事元素叠加有温度的人格光辉就在算法世界中重建了情感绿洲。
让家长有时间、有精力带着孩子出行,在休假时间冲突的情况下保障好学生的托管工作,让这部分学生在春秋假期间同样有所收获,也需要制度同步匹配。